好久沒寫過什么了，最近讀史讀多了，略有感悟，隨筆記下已做總結(jié)。
　　說起中國的“讀書人”發(fā)展，我們不得不從古說起，太遠的就不記了，畢竟隔的太遠，真假也就不好辯證了。我們先從滿清說起……
　　文人打哪來？就是讀過書有文化的人。怎么證明你有文化？古時科舉、今時文憑……滿清政府從建都北京改元大清開始就一直沿用明朝的科舉制度，雖然其間有規(guī)制上的改動，但歸根結(jié)底還是延續(xù)了民眾的固有習慣。以儒治國，尊孔孟。
　　清政府，一個能統(tǒng)治中國300年的政權體系（共產(chǎn)黨至今也不過65年），要知道：“國之根本在教育”。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所以能維持300年的教育體制就絕對是值得了解和推敲的了。哦，對了，在開篇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科普一下滿清的官員體制，畢竟多數(shù)文化人的最終目標是考公務員。但到底有些什么官讓他們不惜“十年寒窗呢”？畢竟我們從甄嬛那里了解的是后宮的官階體系，但對和中堂、紀大學士等人到底是個什么官就一知半解了。
　　首先清政權是中央集權制，集權于一身的最高統(tǒng)治者是皇帝。那么皇帝就是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代名詞，并且還是世襲制，這就意味著你不管如何有能力、有政績，終其一生也只能混到政治局常委就算拉倒。不過另外提一句，要說什么能管制皇帝，那就是教育了——儒家信條要求皇帝修德行善，關切臣民的需要；并且約束他在典禮場合謹守禮儀及遵奉古制，為蕓蕓眾生樹立榜樣。皇帝不能違背傳統(tǒng)習俗，也不得忽視士紳的"輿情"，除非在緊急狀況下，否則他不能違反情理征辟丁憂守制的官員。當與六部九卿的大臣議政時，皇帝在道義上要容納他們的規(guī)諫。作為皇室的一員，皇帝不能違背帝室宗法或不遵祖訓，這些東西同樣被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藐視這些限制將合乎情理地招致言官的諫諍，或引發(fā)宮闈政變甚至叛亂。孟子認為民眾有反抗的權利，叛亂便是這種觀念的必然結(jié)果，也是對君主行為的最強有力的遏制。如果皇帝謹慎認真地履行最高權力，同時又尊重上述種種條件，那么就自然能夠確保得到大臣的敬仰和官民的擁戴，并因而得以理直氣壯地宣稱他是以"天子"及天人關系協(xié)調(diào)者的身分替天行道。
　　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最高機構是“內(nèi)閣”（相當于國務院）。明朝開國皇帝在1380年廢除宰相一職后就建立了內(nèi)閣。清朝承襲這一機構，指定了四名大學士和兩名協(xié)辦大學士組成內(nèi)閣，其中一半為滿人，一半為漢人。他們組成了皇帝的一個咨議班子，很接近于舊時的宰相一職，但在這六人中間沒有一位正式的首腦，他們也不能直接向六部衙門和外省督撫發(fā)號施令，只有皇帝才能這樣做。內(nèi)閣大學士為皇帝起草諭旨、敕令和詔書，并協(xié)助他作高層決策。由于他們控制了奏折的呈遞渠道，并能在將奏折呈給皇帝之前對其作出評判，所以便有了影響皇帝決策的權力。另外，因為他們職近中樞，故備受尊敬，而且被看作是帝國中的最高級官員。按規(guī)定，只有已獲"進士"功名的人才能被委命為大學士，而大學士的任期也是無限制的，原因純粹是無更高的職位委派給他們。
　　內(nèi)閣在康熙朝時期失去了一些權力，其時康熙帝逐漸信用南書房的侍臣為他草擬論旨和敕令。到1729年，內(nèi)閣又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即軍機處的成立。這個新機構取代了內(nèi)閣成為皇帝最親近謀臣的角色，而且搶奪了它最初的大部分職能，僅留下一些日常事務讓它處置。此后大學士就演變成封賞給一些元勛文臣的尊貴虛銜；他們不再需要處理正規(guī)的政務了。軍機處之所以創(chuàng)立，部分是由于雍正帝需要一個聯(lián)系緊密的助手小班子幫助他起草敕令，并就軍國要務提供機密性建議；部分則由于它是一種避開權勢顯赫的親王，從而進一步鞏固皇帝權力和提高效率的手段。因此，這個結(jié)構的創(chuàng)建，構成了清朝專制制度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軍機大臣一般從大學士、六部尚書和侍郎及其它一些二品或二品以上文官中遴選，然而偶爾也會起用一位四品或五品官做軍機大臣，以作為皇帝恩寵的標志。最初，軍機大臣的數(shù)目是三個，但1745年增加到了十個；不過他們的平均數(shù)目是五到六個，由滿人和漢人分任。就官制而言，軍機大臣之間是相互平等的，但實際上總是有一位領班大臣，此人在早些時候通常是一名滿族大學士，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則往往是一名滿族宗室親王。軍機大臣在禁宮之內(nèi)辦公(不同于衙門設在宮外的內(nèi)閣大學士)，因此能隨時應皇帝之召見。他們每天在破曉前，通常在凌晨3點到5點之間開始辦事，參詳已由皇帝披閱并加朱筆評注的奏折。隨后，在早晨7點到9點之間覲見皇帝，1749年前是單獨覲見，后來則改為集體覲見。在這兩個小時里，他們與皇上商討國事，并就一些皇上還未批閱的奏折提出對策建議，以及盡力記下皇上的旨意，然后回去起草諭旨，即所謂的"廷寄"。1749年以后，起草廷寄的繁重工作留給了章京們來做。草旨經(jīng)章京領班審閱后呈給軍機大臣作進一步審核，然后這份最后的定稿才呈送給皇帝批覆。

　　軍機大臣一般都有兼職，因為他們除了領取原有官職的俸祿外，不再有任何薪俸，所以軍機處的開支一年只有區(qū)區(qū)10,500-11,000兩。（1兩=1.63美元=6.2人民幣）也就是說只有106,113——111,166元人民幣。
　　在軍機大臣之下是32個章京--16個漢人和16個滿人。他們輪流值班，一半值晝班，另一半值夜班，負責日常管理和文牘事務。由于他們參與重要國務，因此被稱為"小軍機"。確實，在整個清朝時期，有34個章京最終被擢升為軍機大臣。如果特別受到皇帝寵信，章京有時能發(fā)揮比軍機大臣更大的影響，比如在1898年光緒皇帝就任命四個維新分子當軍機處章京，負責"百日維新"。
　　在內(nèi)閣和軍機處之下是六部，它們構成了中央管理機制的骨干。這六部是吏部（負責管理官員，相當于今天的組織部）、戶部（人口資源，相當于今天的統(tǒng)計局、國土資源部）、禮部（朝廷禮事。國務院秘書處，負責日常事務性事宜）、兵部（負責軍備。國防部）、刑部（司法刑事。司法部）和工部（工程建設。建設部、水利部、林業(yè)部、煤炭部....）。每個部有兩名尚書（部長）和四名侍郎（副部長），官職由滿人和漢人平均分配，每個部有四個司，但戶部和刑部例外，戶部有十四個司，刑部有十八個司。惹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中居然沒有外交部，因為儒家意識的天下一統(tǒng)帝國，傳統(tǒng)上不維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關系；也不承認有任何對外事務，只認為有藩務、夷務或商務。
　　在六部中，吏部居首。除了那些內(nèi)閣大學士和軍機大臣外，官吏的任期一般為三年，在三年任期結(jié)束時，要舉行一次形式上的議敘考功以決定升黜。"回避法"規(guī)定選員不得在其族籍所在省份擔任要職，且同一族內(nèi)的兩人不得在同一地或同一衙門任職，以杜絕任人唯親及結(jié)黨營私的現(xiàn)象。這些規(guī)矩固然是有些例外的，但不多見。退休的年齡在1757年確定為55歲，1768年提高到了65歲，但這一規(guī)矩并不嚴格實行。
　　內(nèi)閣、軍機處和六部是中央政府的中樞機構，此外還有其它一些重要的"佐理"衙門。官階緊隨六部之后的是理藩院（外交部？），這個部門不是從明朝繼承而來，也無任何別的歷史先例可循，大約在1636年作為"蒙古衙門"而建立起來。但是，隨著清朝疆域的擴展，這個衙門接管了與西藏、新疆和俄羅斯等方面的關系；在它創(chuàng)建兩年之后，它的名稱改為理藩院。它以一位承政(后改稱尚書)和左右參政(后改稱左右侍郎)各一名為首，在乾隆朝則還增加了一名額外侍郎--一般為一蒙古貝勒。理藩院的尚書和左右侍郎通常均由滿族人擔任，但在乾隆朝以前，間或也有蒙古旗人任職；在乾隆朝以后則完全由滿人擔任，從未有漢人任職。
　　清朝都察院的首腦是兩名左都御史和四名左副都御史--官職均在滿人和漢人中平分。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之職位通常分別由外省的總督和巡撫兼任。六部設有24名御史，外省設有56名御史，也由數(shù)目相等的滿人和漢人擔任。
　　御史被稱為言官，因其按理享有言論自由之故：他們獲準就任何事宜向皇帝進言。御史是皇帝的"耳目"，負有察訪悖逆行徑之責；也可以彈劾、斥責、批評或褒揚任何官員和任何政策，其言論可根據(jù)他們認為合適的途徑，或公開發(fā)表、或私下進諫。盡管御史的機構職能是查訪官吏中的玩忽職守行為而不是關注政策本身的優(yōu)劣，但由于他們警覺地監(jiān)視著政策的執(zhí)行，而且隨時準備彈劾或攻訐負責官員，因此實際上就對現(xiàn)行政策的落實和新政策的制定產(chǎn)生了影響。御史自視為儒家禮制的衛(wèi)道士，但有時對皇帝坦率的諫諍和抗辯會令他們丟掉官職，甚至丟掉性命。
　　清朝中央政府的另一個顯著特色是設翰林院。翰林院的功能主要在文學方面；它的兩個掌院學士(一滿一漢)給皇帝講解經(jīng)籍或推薦學者來講經(jīng)。掌院學士為皇帝準備敕令及在"經(jīng)筵"上所作的"御論"準備草稿，而在祭孔典禮上則充當司儀。他們的助手有六名侍讀學士、六名侍講學士、六名侍讀和六名侍講，均由數(shù)目相等的滿人和漢人充任，此外還有一些修撰和編修。
　　翰林院擁有一座非常宏大的圖書館，收藏有御書房每本圖書的復本，并保存大量的奏折和檔案。翰林院內(nèi)的國史館為每一個皇帝編撰一部實錄，但它只在當朝皇帝駕崩后才公開。國史館還收集資料，為撰寫皇帝、皇后、貴族、官吏和學者的傳記準備素材；但它從不將清朝本身的歷史寫出來，因為那是下一個朝代的任務。
　　翰林院的翰林只能由會試中登第的進士擔任。翰林院是年輕才子的儲才機構。在三年任期內(nèi)，翰林可望擢補實缺并在官場上步步升遷；翰林在十年中驟升至最高官位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
　　還有有兩個機構在處理文案傳遞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通政司收納來自外省的日常奏折(本章)
　　，而且有權啟封本章以勘對驛卒是否耽誤了傳遞時間，并檢查其行文格式和措辭是否合乎規(guī)范。另一個機構奏事處則收納無論京內(nèi)和外省的正四品以上文武官員上呈的奏折。在任何情況下，奏事處都不得啟封奏折，只能拆閱奏折所附文書，以驗明遞送人的身分，并確證上奏人是否有資格向皇上進言。如果各式憑證都合規(guī)矩，奏事處就立即將奏折交給奏事太監(jiān)上呈皇帝，皇帝是第一個拆閱奏折的人?；实劢?jīng)常在奏折空白處寫下批注；有些時候也會向軍機大臣口諭回復旨意。然后奏折將發(fā)回給上奏人，待拜讀御批后再將奏折呈回京城。通過這種方式，皇帝確保了自己了解國家狀況。
　　然而，"本章"制度在嘉慶朝(1796-1820年)以后就變得越來越?jīng)]有用處了，最終在1901年廢除，五個月后通政司也裁撤了。
　　清朝中央官制：
　　中樞部--內(nèi)閣軍機處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佐理部--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通政司國子監(jiān)欽天監(jiān)
　　帝室部--宗人府內(nèi)務府詹事府太常寺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太醫(yī)院
　　在地方行政方面，中國的地方行政--蒙古、滿洲、新疆、西藏和青海等特殊的行政區(qū)除外一有四級：省5、道、府、縣。全國共有18個省、92個道、177到185個府和大約1,500個縣和州。
　　十八個正規(guī)省受總督和巡撫的節(jié)制(督、撫的數(shù)目在乾隆朝分別為八個和十五個，但各朝均有所變化?？偠娇梢怨軘?shù)省，側(cè)重軍事，巡撫只管一省，側(cè)重民政)。有兩個總督只管轄一個省--直隸和四川--但其它六個總督一般都統(tǒng)轄兩個或三個省。十五個巡撫各管轄一個省，其余的直隸、四川和甘肅三省總督行使巡撫之職。總督和巡撫的官銜分別為正二品和從二品。
　　北京的朝廷似乎因在外省督撫職位上平衡安置滿人和漢人而獲得了某種安全感；只要一個滿人被委任為總督，他屬下的巡撫一般就會是漢人，反之亦然。以整個清朝時期總算一下，種族的分配相當平均：
　　57%的總督和48.4%的巡撫是滿族人，與此相對43%的總督和51.6%的巡撫是漢族人。
　　在巡撫之下設有一個布政使（民政廳廳長）、一個按察使（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廳…）和一個學政（教育廳廳長）--均由皇帝親授。政府給他們提供僚屬（單位職工），但他們自己還有一套私人幕僚。除了上面所列的官職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衙署專門負責鹽務、漕運、稅關、河道、水道和驛站。
　　在省一級衙署之下的行政階梯依次是道和府，最底端的則是縣。一些大縣比美國的小州還大一些；縣的平均人口為20萬。8知縣征集稅收、審斷訟獄、維持地方的安定秩序，故稱作"父母官"，因為他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且理應照看他們。一般來說，知縣上任后要與一幫通曉本縣事務的當?shù)厝诉_成了某種諒解或契約關系。這幫人起著非官方的地方常設民事機構的作用，他們分成六"房"，分別為：(l)吏、(2)戶、(3)禮、(4)兵、(5)刑、(6)工。這個非官方機構的成員不從知縣處領取薪俸，但獲準以他們的名義征收附加的稅項。他們被規(guī)定上繳一定數(shù)額的稅收而自己享用余下的稅款。正是這個不入流的集團操辦著知縣衙門繁雜的日常運轉(zhuǎn)。
　　在與縣相同的級別上還有一些稍稍大一點的行政單位，稱州和廳。有一些州直接隸屬于省，它們比一般州的地位略高一點。
　　農(nóng)村基層控制。在每個縣里有一些村莊、城、鎮(zhèn)、鄉(xiāng)和集市。這些鄉(xiāng)村區(qū)域的管理留給了當?shù)鼐用穸枪倮魜磉\作，國家的行政管理停留在縣一級，但是，國家的控制仍然深入到稱作保甲和里甲的兩種村社組織中。前一種組織建于1644年以促進治安控制，后一種機制則建于1648年以協(xié)助稅收征集。
　　根據(jù)保甲制度，每十戶立一牌，領袖稱牌長。每十牌立一甲，其首曰甲長(或曰甲頭)；每十甲立一保，為首者稱保長。這樣，每保就有一千住戶。每一住戶在大門上貼掛印信紙牌一張，書寫姓名丁男口數(shù)于上。保甲負責稽查戶籍、記錄個人行蹤，時而還作當?shù)厝丝诘怯洝１＜壮蓡T應監(jiān)視鄰里中的犯罪行為并向保甲長舉報，保甲長則向知縣具報消息。每一個保甲成員就都會是其它成員的潛在告密者。由此產(chǎn)生的恐懼和懷疑，約束了村民不與其鄉(xiāng)鄰密謀造反，從而也減少了叛亂的機會。對犯罪或密謀不予舉報將招致連坐(集體懲罰)。每月月尾，各保長須向知縣呈遞甘結(jié)，擔保其鄰里平安無事。
　　里甲經(jīng)常與保甲混淆，兩者其實是完全不同之機制。在鄉(xiāng)間，每110戶立一里，內(nèi)中十戶含丁男數(shù)最多的戶主被選為里長。余下的100戶分成十甲，各有一長。每三年(1656年后是每五年)作一次稽查，以確定地丁稅稅額。里甲的作用是協(xié)助地方居民登記，估算并征集地稅和丁稅，以及幫助編訂"黃冊"，10"黃冊"登錄該地區(qū)所有可納稅個人的名單。
　　然而，在1712年后，里甲的性質(zhì)出現(xiàn)了某些變化；這一年，康熙帝將當年的丁男數(shù)立為定額，并宣布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到1740年時，幾乎所有各省的人丁稅都被并入了地稅，這樣，"
　　黃冊"就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用處。里甲編訂納稅人丁記錄的事宜終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全面的保甲編戶稽查。1722年，每五年作一次丁口登記的做法被完全取消了。里甲的主要功能從為編訂"黃冊"提供數(shù)據(jù)，轉(zhuǎn)向了催科納賦；而里甲長則經(jīng)常要為村民不繳納應交稅款負責。
　　清政府實行了一種將帝國控制力擴展到社會最底部的巧妙方法。這個方法就是通過基層管理，利用當?shù)鼐用駚砑s束他們自己，與此同時則削減了地方政府的開銷，并排除了任命官員的需要。
　　處在鄉(xiāng)村社會最底層的是溫順、消極和勤勞的農(nóng)民，他們終年勞動以求溫飽。農(nóng)民們基本上聽天由命，認同他們所不得不屈從的社會環(huán)境。然而，如果稅收變得太重而使生活變得太苦的話，他們也會在一些比較大膽的士人或鄉(xiāng)紳帶領下揭竿而起。政府也因此認識到應及時給予他們一些恩惠；恩惠通常是采取在豐年減免賦稅的方式。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能夠給農(nóng)民提供過得去的生活條件，同時又將控制調(diào)節(jié)到一定的寬松度上。
　　官階說完，就要講講如何成為官了。但在這之前還要了解下當時社會結(jié)構：
　　中國社會是高度分層的社會。在諸多劃分社會階層的尺度中，一個很常用的尺度是將約占總?cè)丝?0%的農(nóng)民與另外20%的其它人區(qū)分開來，這些其它人居住在城鎮(zhèn)中，代表了一個由士人、縉紳、官吏、離土地主、工匠、商販、行伍人等組成的混合階層。另一種遵循儒家信條的劃分方法，是根據(jù)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不同，劃分出統(tǒng)治集團和被統(tǒng)治集團。哲人孟子曾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然而在現(xiàn)實中，并非所有的勞心者都是官僚統(tǒng)治集團的成員；在清代110萬有科舉功名的人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占據(jù)著2.7萬個官職。嚴格來說，中國社會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地由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組成的兩極結(jié)構，而總是一個由士、農(nóng)、工、商四大"功能性等級"共存共處的多級體系。在這四個等級之上是政府官僚，在他們之下則是"不入流的"或"遭貶黜的"賤民，其人數(shù)不足總?cè)丝诘?%，在雍正皇帝(1723-1735年)正式下諭將他們開脫除籍之前，這些人被剝奪了普通人所享有的權利。
　　盡管中國社會有階級劃分，但卻沒有種姓制度，因此仍是公平的社會。賤民的三代子孫固然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但除他們之外，發(fā)跡的階梯是對任何人都開放的，無論其家庭、出身和宗教信仰如何。事實上，在不同社會集團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流動性：權勢之家或名門望族可能會因子孫不肖而敗落，而出身低微者則會因在科舉中登第并獲授官職而發(fā)達。最關鍵的是，科舉考試中取得成功，個人的聲譽就得到社會的承認。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處在社會階梯的底層，所謂的"商"不僅包括富裕的壟斷商人，也包括小店鋪主和店員及學徒。但總的來說，商業(yè)活動被認為沒有士紳那樣的體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對利潤的追求頗有不滿，這樣一種態(tài)度遏制了商業(yè)的發(fā)展。
　　士紳--即那些中舉的士子--在社會上發(fā)揮了主導作用，并享有許多無可匹敵的特權。比如，只有他們才能出席官府在孔廟舉辦的祭祀儀式，而且通常由他們主持宗族里的祭祖禮儀。士紳在穿著打扮上就不同于常人，他們穿鑲藍邊的黑袍，用諸如毛皮、錦緞和刺繡等華美的飾物來妝點靴子和腰帶，而常人不管多有錢都是不準享用這些特權的。生員在冠帽上別一枚純銀簪；舉人或進士則戴純金簪。當一名進士擢升到高級官位時，他的金簪將會添上花紋，并上鑲寶石、中嵌珍珠，錦袍上還將繡上九龍圖案。
　　士紳得到保護，可免受普通人的侵犯，也不受官吏的糾纏。一個百姓侮辱士紳所受的懲罰，將比他同樣侮辱另一個百姓所受到的懲罰要重。此外，庶民不得在訴訟中涉及士紳作證。如果一名士紳自己卷進這種訴訟，是毋須親自到公堂露面而只須派一仆人代替。要是屬于這個上等階層的一名成員作科犯案的話，將會產(chǎn)生棘手的問題，因為其士紳的頭銜可使他免受地方長官的處置。如要告發(fā)此人的話，首先須褫奪他的士紳頭銜。但知縣無權這樣做，因為士紳是與他平起平坐的。褫奪紳銜只能由學政來擔當，而知縣在判處任何懲罰前，必須商之于學政，違反這條規(guī)矩可能招徠對知縣的彈劾。
　　士紳階層豁免強制性的勞役，因為他們的身分和文化教養(yǎng)免除他們做體力勞動。士紳也被蠲免（蠲juān）丁稅，這樣就能專事攻讀，以準備日后的科場考試和官場履職。當1727年實現(xiàn)攤丁入地法時，士紳設法比常人少交納一些地丁稅。他們稱自己家是"舉戶"、"紳戶"或"大戶"，有別于"民戶"或"小戶"，這樣在納賦上就有所區(qū)分。紳戶只需為每石(合133又1/3)交付二千或三千文銅錢，有時更不需交納任何漕糧，而民戶則必須為每石交納六千或七千文。7在稽查地籍時，平民和士紳合謀弄虛作假的情形屢見不鮮：農(nóng)民用士紳的名義登記其耕地，從而就能少交稅款且免除徭役。當年景不好或莊稼歉收時，士紳往往以百姓的名義要求官府蠲免或減少賦稅；而當要求獲批準時，受益最大的恰恰是士紳自己而非百姓。

　　盡管士紳擁有諸多特權，但他們并非當政官僚集團的一部分；他們是地方官長與百姓之間的中介人。州縣長官必須借助士紳在當?shù)厥聞丈系男畔⒑徒ㄗh，而士紳反過來又增進當?shù)氐母＠?。州縣官通常是外省來的中舉者，對管轄地方的事務多無興趣，也不愿發(fā)起長期的建設規(guī)劃，因為那些規(guī)劃在他的短暫任期內(nèi)產(chǎn)生不了效應，于是這類規(guī)劃便落到了士紳的頭上。士紳籌款修造橋梁和渡口等公共設施，集資疏浚河道、修建溝渠和堤壩、改良灌溉系統(tǒng)，也捐款修繕當?shù)貜R宇、神殿和古跡。此外，士紳還經(jīng)常介入當?shù)氐拇壬瀑c濟事業(yè)，如為窮人開設粥棚等。
　　士紳在當?shù)厣鐣械囊粋€主要作用，是在公堂外透過勸解仲裁，彌息個人與鄰里之間的民事糾紛。由于現(xiàn)身公堂攸關一個人的聲譽，因此民間爭端更經(jīng)常地在士紳指導下私下了結(jié)而非對簿公堂。
　　士紳認為自己是文化遺產(chǎn)的保衛(wèi)者，因此致力于傳播道德信條并捐贈重資設立私塾；每月兩次在所屬的鄉(xiāng)社里向村民宣誦康熙帝的"欽頒十六條上諭"。士紳支持科舉制度，并經(jīng)常捐錢用以修繕當?shù)刎曉?。由于忠、孝、仁、義之人的榜樣有助于道德教化，因此，士紳編撰地方志，記錄地方的歷史和杰出人物的列傳。
　　在動蕩不安的時期，當官軍不能給地方提供保護之時，士紳會組織團練鄉(xiāng)勇，親率他們赴敵；也會籌集資金建造堡寨或修葺城垣，以加強地方的防御能力。
　　從弭息爭訟到襄贊公共設施到組織當?shù)胤绖眨考澰诩亦l(xiāng)本土發(fā)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官府和百姓之間充當了聯(lián)系紐帶的角色：一方面在地方事務上為官吏出謀劃策，另一方面推動官吏造福地方，而這是普通百姓所做不到的事。由于士紳的身分與州縣官平起平坐，因此在與當?shù)馗改腹俳煌鶗r能神情自如，而不像普通百姓的那種恐懼畏縮之色；在官場民間都能左右逢源、如魚得水。如果說州縣官代表著正式的權力的話，士紳則代表非正式的權力。在平時，雙方的權力源自同一個政治秩序，因此利益是一致的。但有些時候，當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士紳會與官員分庭抗禮，因為他們是地方唯一的有力量的集團。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時，士紳將組織起來，抗議官府的壓迫。毫無疑問，士紳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集團。有時人們把中國稱為"士紳國家"，并非沒有道理。
　　那么怎么才能成為士紳呢？那就要靠“科舉”了。
　　一個人獲授予士紳頭銜，主要是由于在科舉考試中博取了功名。而撰寫所謂"八股文"的能力是中考的關鍵，這種文章表現(xiàn)一種正規(guī)嚴格的寫作風格，要求考生有高超的文字技巧，但毋需有廣博的學識。文章開篇為兩句破題，隨后是三句承題和一小段起講。接著是一小段一到三句話專論該題的提比和兩段--一長一短--四言或六言的押韻駢體文(虛比和中比)。然后文章款款步入后比段，再洋洋歸于大結(jié)。這種文字表達形式長度在360字到720字之間。成功的寫作者必須通曉韻律、擅于辭藻并精于書法和詩文。遣詞貧乏或字跡潦草反映一個人功底淺薄，甚至是"鄙野鈍頑"，此人注定要落榜。
　　科試分童試、鄉(xiāng)試和會試幾個等級舉行。要獲得參加童試的資格，考生必須；出具一份由一名士紳提供的擔保，證明其出身和品行。童試每三年舉行兩次，每次考三場。第一場由考生所在地的知縣主持，要求寫兩篇題目出自"四書"10的"八股文"和一首十二行的五言格律詩。許多考生在第一場中就因錯用詞匯、不合韻律和書法幼稚等緣故而被淘汰；考中縣試的考生(童生)將赴考第二場。第二場科試由知府或直隸州知州主持?？碱}與第一場相同，旨在確認沒有人僥幸中考縣試。過這一關的童生隨后參加由各省學政主持的院試。官府預先就定下了能成功通過這三場科試的考生之數(shù)目額度，比如，全國每次只有25，089人有資格參加院試。在這個數(shù)目中，直隸省所占的比額最高(2，845人)而貴州省最低(753人)。這些考生中只有1%或2%的人能過院試關而獲得生員的頭銜，更流行的叫法是秀才。有了這個頭銜，便可獲接納進士紳階層，但他們還只是"低紳"，平均年齡為24歲。假設其壽命為57歲的話，他們就可享有士紳身分達三十三年之久。在1850年以前，全國有526，869名文生員和212，330名武生員，也即在任何時候都有總共74萬生員。
　　生員成為府、州、縣學的學生，他們從省署獲取糜膳津貼，供自己準備更高級的科試。當?shù)厥考澾€向他們提供前往省府參加下一輪鄉(xiāng)試的盤纏。每三年一次的鄉(xiāng)試由一名主考官和一名副主考主持，兩人均是皇帝從有進士頭銜的官員中遴選。根據(jù)"回避法"，這些考官必須來自其它省份。他們在八至十八名同考官(也稱房考官)協(xié)助下履職，同考官由總督或巡撫在本省官員中遴選，他們至少要有舉人頭銜。由于政府允許全國只能有一千四百名生員考中鄉(xiāng)試，因此鄉(xiāng)試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與童試一樣，鄉(xiāng)試也考三場。通常在陰歷八月初九開考。此前一天，考生便進入貢院；然后關在考房里三天，寫三篇題目出自"四書"
　　的文章和一首十六行的五言詩。八月初十出考房，十一日重進考房考第二場，這一場是寫五篇題目出自"五經(jīng)"的文章。他們在十三日再次出房，十四日又得入房考第三場，這一場要求寫五篇有關政務的文章。十六日他們筋疲力盡地出考房。考試結(jié)果將在三十到四十五天內(nèi)公布。
　　貢院里采取了極端嚴密的措施以防范形形色色的作弊行為，尤其是"依靠關系"的弊端?？忌乃锌季矶际敲芊獾?，而所有的同考官在閱卷期間都會隔離開來。同考官將比較好的案卷推薦給正副主考，由他們作最后定奪。在發(fā)榜日，主考官在巡撫或總督的陪同下，以皇帝的名義向中榜的考生授予舉人頭銜，至翌日總督或巡撫將賜宴款待這些新科舉人。
　　鄉(xiāng)試案卷隨后將呈送到北京的禮部審核存檔。那些在鄉(xiāng)試中落第但也顯示出較高造詣的人將授予貢生頭銜，并回到家鄉(xiāng)充任地方社會的領袖或教師，等待下一次科試。舉人則衣錦還鄉(xiāng)，因為為家族和州縣爭了光。這些幸運者成為"高紳"成員，平均年齡為31歲。舉人由省衙提供川資以參加三年一度在北京舉行的會試，會試通常安排在第二年的三月。
　　會試也考三場：第一場考生寫四篇有關歷史題材的文章--三篇闡述和一篇評論；第二場四篇考經(jīng)義的文章和一首五言律詩；第三場則寫一篇政治論文--策論。
　　會試結(jié)果三天后即公布，中考者被授予貢士頭銜，并獲一個半月后參加殿試的資格。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另有十四名高官協(xié)助。這次考試只考一場，考生寫一篇千余字的時務策。盡管文策的內(nèi)容很重要，但雋麗的書法和出色的文風可以在開始時就引起閱卷者的注意，從而產(chǎn)生良好的印象。閱卷考官將十份最好的案卷上呈給皇帝，皇帝用朱筆在卷面上寫下評語和考生的名次。殿試中考的考生被授予進士頭銜。他們分成三甲：一甲三名獲最高榮譽，二甲含余下中考者數(shù)目的30%，其余的中考人為三甲。皇帝將賜御宴恭賀他們；一甲三名將受賞80兩，其余的各獲30兩。進士的平均年齡為34或35歲。政府定額只允許十人中有一人考中會試。從1644年到1911年，共舉行了112次會試，授予了26，747個進士頭銜，即平均每次會試擢238人，每年約100人。
　　一般人都認為，只有富家子弟才能獲得準備考試所必須的長年學習。當然，富有人家能更輕松地支付受業(yè)費用；但是，許多貧寒之家也想方設法培養(yǎng)出了中考的士子。最近的研究表明，明(1368-1643年)清(1604－1911年)時期獲得科舉功名的人中，社會分布相當廣泛。在明代，47.5%的進士來自于祖上三代沒有出過任何有科舉功名者的家庭，而有2.5%的進士來自于祖上三代沒出過一個以上中考者的家庭；約50%的進士來自于祖上三代出過高級別功名頭銜的門第。在清代，19.1%的進士來自于祖上三代以內(nèi)沒出過有功名者的家庭；18.1%來自于出過一個或多個生員但無更高級別功名的家庭。這些資料表明，總共有37.2%的進士來自于其祖上三代的教育背景很低或完全是白丁的家庭，而62.8%的進士則來自于三代以內(nèi)有科舉功名的書香門第或官宦之家。
　　由于成就和榮耀主要取決于才學，因此社會上逐漸流行起一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傾向。一個學子花費全部的青春用于備考，經(jīng)常會有一些人倒霉地在十來次三年一度的科試中落第--這樣實際上就花去了一生的時間。即使是那些考中的人也會因思想過度緊張而筋疲力盡，被折磨得唯唯諾諾，成為官場上一些謹小慎微、平庸的官吏，不會構成什么挑動事端的威脅。無怪乎君王會得意滿志地評介說："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矣!"
　　科舉制度最大的缺點是范圍狹窄和欠缺實用性。文才和干才是兩碼事：精通其中一項并不意味著勝任另一項。對嚴格的"八股文"模式之適從，使思維僵化，抑制了思想的自由發(fā)展。也許最重要的是，這種考試制度只強調(diào)儒家價值觀，以犧牲科學、技術、商務和工業(yè)等知識為代價，獎賞在文學和人文領域的成就。
　　另一方面，科舉制度又選拔了一些具有較高智商且熟悉公務的人，為官員晉升樹立了客觀公正的標準，并減少了任人唯親及其它營私舞弊的現(xiàn)象。科舉制度也允許社會中的所有人通過個人努力而非通過門第、財富上升到最高層，從而使社會變得比較平等。它鼓勵社會流動并減弱階級劃分；來自全國各地和各種生活背景的受教育者集合到政府之中，也產(chǎn)生了一種統(tǒng)一的動力。中國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有教養(yǎng)的官僚集團，它支持政府而不是像西方的思想傳統(tǒng)那樣批評政府。仔細衡量一下，科舉制度的優(yōu)點或許要超過其缺點。
　　通過科舉考試是獲取士紳身分的正途，但它并非唯一的途徑。監(jiān)生--國子監(jiān)學生身分--也可以捐取。有時貢生頭銜也能捐得。捐買這些頭銜的人通常是一些有錢的文人，他們或是沒能博取正規(guī)的功名，或是希望取快捷方式以獲得誘人的士紳地位。這些捐買者是士紳階層中的"非正途"
　　成員；他們享受不到與正途成員完全一樣的聲譽，而且通常只能獲得一些低級的官職。但是，他們能通過考中鄉(xiāng)試和會試使身分轉(zhuǎn)為正途。一些資質(zhì)上乘也很富有的童生為了避免童試的艱苦，也捐取監(jiān)生頭銜，以便有資格直接參加鄉(xiāng)試。
　　還應提及的是，清朝也有一套與文官科舉功名相對應的武科功名，它們可由考試博取，也可通過捐買獲取，但大部分軍官卻是出身行伍而非通過武科舉獲職，這些軍官也能憑其官職獲得士紳的身分。
　　好了，說完清朝的“科舉”，再說我們今天的“科考”就簡單多了，生活在今天的人要幸福的多。我們不光男女老幼都可以學習文化，而且可選擇余地也很大，想當官的考公務員、想當警察的考警校、相當醫(yī)生的考醫(yī)學院……等等，各行各業(yè)幾乎都有專門的學習機構，人人都可以輕松的當上秀才。但我們現(xiàn)在的教育體制就先進嗎？就比古代強嗎？
　　其實我們骨子里現(xiàn)在依然保持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固有思想。試問哪一個做家長的說“孩兒啊，你喜歡上學就上學，不喜歡上學就可以不上，不上學也能有好出路”？古人上學為出仕、今人上學為工作，再貶義點說；古人求學為謀一官半職，為光宗耀祖、為名載史冊——理想很單純。我們現(xiàn)在求學呢？往白了說是能掙份好工資——理想很現(xiàn)實。
　　為什么說工資呢？市場經(jīng)濟嘛，有錢才是王道！古人把“商”列為社會最底層的賤人行列，這一點我們不能理解可能還要罵他們迂腐。而我們?nèi)缃窈退麄冋孟喾?。代表有錢人的“商”就是爹就是娘！試問對于“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理解我們和古人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一個視讀書人為圣人，一個視讀書人為敲門磚。
　　從科考形式上講，古人作八股文以考取功名，我們作考試卷以考取文憑。如今社會上拿著高學歷而寫不了一篇論文、做不了一篇報告的人有多少？拿著研究生文憑靠百度下載文檔出售來糊口的人又有多少？放棄相對論放棄實踐論而專攻考試“出題重點”成了當今莘莘學子的首要功課，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讀書人出仕后就真的比古人強嗎？如果說“八股文”培養(yǎng)出的人才是思想僵化、不懂變通、不夠聰明的人。那我們考試卷培養(yǎng)出的人才就是思想活躍、名達通理、聰穎激靈的人精。那么好，從1977年恢復高考而走上仕途的官員中出過幾個劉墉、出過多少和珅、冒出幾位張廷玉？所以……中國文人不懂謙虛謹慎的含義，只明白天朝上國的傲慢。
　　我不敢像分析清朝那樣來分析當今社會，只能說依然向往70年代的中國學界。1977年冬天，中國5,700,000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273,000人。當時那20多萬的學子對于知識的渴望、理想的追求是抱著怎樣一股熱情，他們畢業(yè)后走向全國需要知識份子的崗位工作，而后成為當今中國的支柱力量。市場經(jīng)濟后的中國連同教育也一同“改革開放、市場經(jīng)濟”了，2013年全國的高考總錄取人數(shù)近7,000,000。80%高校成了只要交學費就上學的學府。這7百萬學子中懷著“不上學沒地方去”的尷尬處境不得不找個地方混上3—5年的時間。這些學生1977年的學生從素質(zhì)、學識等個個方面完全沒有可比性。另外到1012年全國公務員及官員人數(shù)統(tǒng)計之和為1.37億，這意味著每10個中國人就要養(yǎng)活一個國家公務員，這10個人中還得拋去沒工作沒收入的兒童、老人、乞丐還有公務員自己。這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壓力？
　　以1779年清政府的最高人口統(tǒng)計是4.3億，“吃皇糧"官吏總數(shù)僅為11,316人，平均38,000人養(yǎng)活一個朝廷“公務員”而且清政府的官員退休后不享受任何待遇，包括養(yǎng)老金。當時的1萬1千余人治理的是12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與現(xiàn)在的1.37億人管理著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所形成的差距使我們不禁懷疑我們當今的中國真的需要那么多國家干部嗎？另外我們真的需要那么多有學歷的知識分子嗎？
　　中國如今發(fā)展經(jīng)濟可以說發(fā)展到了整個社會的邊邊角角，人們的思想意識里同樣灌滿了經(jīng)濟改革的后遺癥。就連往昔受人尊敬的學問家也得依靠媒體炒作商業(yè)宣傳來糊口，誰有功夫靜下心來做學問？閑的！